智能家居展览会的参展内容：
智能家居
家居智能化系统及产品：防盗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锁门禁系统、可视对讲系统、智能灯光控制系统、智能家电控制系统、智能门窗控制系统、家庭背景音乐系统、家庭影院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系统集成产品及应用软件等；
酒店智能化系统及产品：酒店灯光控制系统、酒店空调控制系统、酒店客房控制系统、酒店管理软件系统、酒店智能门禁系统、酒店交互视频体系、酒店信息查看体系、酒店电脑网络体系、酒店展示体系、酒店智能取电开关等；
建筑智能化系统及产品：数字楼宇智能系统、智能建筑住宅能源管理系统、照明控制系统、暖通空调控制系统、新风控制系统、智能遮阳系统、电机、感应系统和控制系统、智慧城市管理、电动晾衣架等；
智能硬件
智能硬件平台及方案：移动应用云服务、智能硬件孵化器、IoT&M2M物联网平台、PCB设计方案、APP应用软件、智能穿戴产品设计方案、云数据储存平台、云端数据处理系统、wifi模块、wifi模组、大数据储存及分析系统等；
智能硬件产品：智能遥控器、智能机器人、智能投影机、智能电视、智能玩具、智能开关插座、开关面板、智能灯泡、智能路由器、智能家电、智能盒子、智能水杯、智能钢琴、可穿戴设备等；
智能设备芯片及传感器：嵌入式芯片、MCU主板芯片、可穿戴设备芯片、闪存卡及芯片、通信芯片、电源管理芯片、运动传感器、重力传感器、震动马达、气压传感器、心率及脉搏传感器、无线充电芯片、锂电池（纽扣电池）、触摸屏、控制板等；
求一篇推销石英钟的文章,大约200字左右
代中期至晚期，我国苏、粤一带出现了制钟作坊。能工巧匠们模仿着西方技术，用手工制出了一批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时钟。然而，随着对外通商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洋钟涌进国内。手工作业无法与西方国家机械化相竞争，制钟作坊相继倒闭，民族制钟业雏形随之消失。
20世纪初叶，中国民族工业有过一个短暂的发展机遇。烟台作为北方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商埠，具有创办实业有利条件，面粉、罐头、织布、火柴等制造业应运而生。宝时造钟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一、“宝时”的初创
宝时造钟厂的创始人李东山，生于1873年8月，山东威海人。李自幼家贫，未曾读书，十五岁时到烟台商家学徒。因长于勤俭，善于筹谋，几年后便握有大笔资本。1892年，李东山在烟台开办了德顺兴五金行，主要经营小五金，兼营百货商品。李素有“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的自立恒言，创办事业专视缺门，独资经营。德顺兴五金行经销部分日本“马球”牌座钟及零件，引起他的动意，认为制钟业是我国的空缺，必有利可图，便与唐志成磋商创办造钟厂。唐志成，山东掖县人，略有文墨，从事钟表、汽灯修理。因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所需零件，与李东山结识。俩人一拍即合，决定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另有商号投入少量股金，于1915年7月在烟台朝阳街南首创办了烟台宝时造钟工厂，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
宝时造钟厂开业伊始，制钟技术方面是空白，主要靠唐志成反复拆装日本“马球”牌座钟来掌握技术要领，并仿照日本钟进行试制。为了解决技术难题，李东山多次东渡日本到大阪马球钟厂，以购买设备需要观摩为名套取技术。他一方面在生产现场眼看心记，另一方面利用请吃向日本技师请教。对于一些日本人不肯传教的关键技术，则以重金贿买。李东山学到的技术，回国后再传给唐志成。经过李、唐二人潜心钻研，反复试制，1918年生产出第一批由外购零件进行组装的座钟，商标为“宝”字。同年增加了铣床等设备，工人增加到50多人。试制期间，工厂兼制伞铤、汽灯、汽炉和门锁等五金产品，以维持收入。外边的股东见工厂利润甚微，便抽走股金，李东山却矢志不移。
1920年，宝时造钟厂以日本“马球”钟为范本成功仿制7天机芯，从而开始了以机械加工自制时钟机芯的历史。除了铜材、铁板、钢丝、发条等原材料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外，钟壳和其它零部件基本可以自己生产。同时，钟厂又开发投产了挂钟。外观款式方面，座式多是参照日本座钟，挂式多是参照欧式挂钟。在外观装饰方面，则加入了一些民族民俗艺术的元素，使产品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钟厂投产初期，年产座、挂钟两三千只，在胶东一带销售。几年后，钟厂生产经营逐步成熟，产量逐年提高，便开始进入北方市场。1928年全国各地出现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宝时造钟厂抓住机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讲究商业信誉，打出“永远保修”的承诺。在每只钟壳后身贴有《保用证书》。加上钟厂讲究经营策略，压低售价，不怕亏本，待在市场创出声誉后再提高价格。因此“宝”字钟很快畅销胶东各县，行销华北和东北地区。尤其在东北三省，百姓中祖籍山东者居多，反日情绪更盛，加上“宝”字钟质优价廉，深受东北人民欢迎。因而其市场越来越大，逐渐将“马球”等牌号的日本钟挤出东北市场。
二、“宝时”更名“德顺兴”
为了吸引资金，扩大规模，1927年7月宝时造钟厂实行了股份制，组建“烟台宝时造钟股分有限公司”，设股金总份数10万银元，实际到位股金25000银元。经理为仍为李东山。
1927年3月，从宝时造钟厂分离出的一部分人员另行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造钟无限公司，注册资金36000两白银，注册商标“永”字。有宝时钟厂的技术基础，永康公司开业之初便起点较高，主要仿照西欧国家的挂钟、台钟款式进行生产。产品一出厂便一鸣惊人，主要销往南方各大城市及东南亚国家。翌年，永康公司与宝时公司一起参加了由国民政府工商部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宝”字牌钟和“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中亮相。在当时，全国尚无第二座城市拥有制钟企业的情况下，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出敢与洋钟相的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烟台宝时、永康两钟厂的评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每遇国货展览会时，均佳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炙鼓励”。有关报刊报道：“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今越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宝时、永康两厂，每年出货均达3万余架。”
1931年，为了逃避按户头摊捐纳税，宝时造钟公司与德顺兴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工厂。此时钟厂职工最多时超过500余人，年产座挂钟55000多只。当年，德顺兴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会上，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第一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德顺兴的产品主要销售市场遭到封锁，致使产品滞销，积压5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阻，企业经营困难。为摆脱困境，工厂一方面积极开拓南方市场寻求新的销路，一方面解雇了部分职工以减轻负担。由于加强推销和广告宣传，南方市场逐步开通，“宝”字钟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颇为畅销。在国内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国外进步华侨的爱国热情也日益高涨，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如新加坡华侨开办的华兴公司，自愿承担包销“宝”字时钟，向南洋群岛等地发售，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划款，每年出口的时钟1万多只，销到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群岛国家。1933年，德顺兴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分销处和经理部，产品销路不断扩大，当年产量恢复到年产4500余只。这时，企业共有职工350人，有各类设备110台，其中包括动力设备、生产作业机器、铣床车床、钻床、铜钉机、直条机、压力机、滚铜机、电动机锯、电动刨床等。
1931年至1933年，盛利造钟工厂、永业造钟工厂和慈业造钟工厂先后开业，注册商标分别为“盛”字、“业”字和“慈”字。至此，烟台的制钟业群体已形成。
1934年是德顺兴造钟厂的鼎盛时期。工厂拥有职工500多人，厂区占地面积43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年用黄铜板45吨，钟发条9万条，黄铜棒约13吨，钢条220公斤，铁条750公斤，木材330立方米，漆片820公斤。年产座挂钟45000只，单价5.5元，产值近25万元，利润10余万元。自1934年至1935年间，德顺兴造钟厂先后在朝阳街南部投资兴建了新厂房楼和“金城”电影院。1936年，钟厂技术人员又试制并投产了单铃、双铃闹钟和十四天机械摆钟。这两种产品在当时均属全国首创。
宝时——德顺兴的兴盛已成为当时实业界的关注热点。1931年十月由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宝时造钟厂“设于烟台朝阳街源森巷民国四年七月成立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注册以造时钟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公司性质经理李东山股东李西川李五卿等职员七名月薪最高者五十元最低者五元工人一百四十八名每人每月工资最高者三十元最低者二元 该厂所用原料为铜片铜条钢条钢丝钢弦木料油漆等类购置本国及德国瑞士等处每年所需原料约值洋五万九千八百元 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 ”。
1933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一书第三章中记述时钟制造业时写道：“……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该厂于民四开办，资本十万元，男工童工近五百人，年产座钟十万只。每只扯价七八元。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乐用。近年后起者，有永康、永业等厂。 然年来国货工业之风起云涌，而制钟厂无闻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材之难。时钟虽较大于表，然内部机件之轻重厚薄，大小配置，一黍之差，便难合辙，非可操切从事者也。”
1934年12月由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述造钟业时写道：“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国四年成立，宝时钟厂于民国二十年更名德顺兴，惟出品商标，仍沿用宝时两字。”
三、“德顺兴”的衰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经济衰败，交通封锁，销路堵塞，加上日货倾销，民族工业凋零，德顺兴造钟厂与全国民族工业的遭遇一样，只能减产停产直至歇业，工人全部遣散回家。1939年钟厂重新开业，回厂工人仅有120多人，又因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工厂失掉了原料来源，产品产量迅速下降，为了勉存苟活，只得把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左右支绌地维持开工。再后来，工厂靠只卖不买来维持生存挨时度日。
日军占领烟台后，日伪政权随即控制该市经济。德顺兴作为赢利大户，早被日本人视为肥肉。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企图插腿后掠为己有，被李东山婉言拒绝。后来伪商会要给李一个席位，引诱其入伙，也被谢辞。日伪政权脑羞成怒，于1939以李东山曾开过花炮厂搞硝磺是为了资助八路军抗日的罪名将其子李殿章抓进宪兵队，羁押数月，托人花钱贿赂宪兵队才获释。被迫无奈李东山只得与日本人合作开办一家华兴商行，实际日方并未出资，不过是日本人敲诈勒索的一个渠道。在这种环境下，工厂经营每况愈下，股东对企业失去信心。1944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股东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头析分。其后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办理，因无现金，股东只能分到产品，又不再析分。李东山心灰意冷，无心再经营工厂，便与唐志成一起退居为顾问。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典章担任，厂长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而这时钟厂职工不足百人，年产时钟五、六千只。
1945年8月14日，日军投降，烟台市由共产党接管。李典章、唐志成、唐绍祥等人离开烟台去上海创建了时民钟厂，工厂由主会计姜国璋主持。李东山原籍的部分农民和工厂少数工人，准备依照农村土改分田地的办法分掉德顺兴造钟厂的设备财产，中共烟台市委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阻止了分厂，把德顺兴保存下来，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复了生产。李东山为此感激人民政府。他对主持工厂的姜国璋交待：凡人民政府需要工厂办的事尽管办理，不必找他商议。这期间，钟厂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1946年7月24日李东山在烟台逝世，享年73岁。李去世后，人民政府搞工商登记时，将姜国璋注名为经理。为了扶持钟厂恢复生产，中共烟台市委派区委书记到工厂协助领导工作。政府还向工厂贷款，每次两三千元，货销即还，还后再贷，使钟厂起死回生。
1947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烟台。撤出烟台的市总工会领导秘密嘱托姜国璋，一定要把工厂和工人维护好。因此当李典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拟把设备买掉时，姜国璋耐心做了有关人的工作，阻拦了卖厂行为，保全了钟厂。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时，钟厂已不足百人，年产几千只，处于奄奄一息境地。
四、烟台制钟业的新生
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德顺兴以及幸存下的其它2家钟厂。1949年，以德顺兴为主的各钟厂共生产摆钟480只，闹钟3000多只。建国后，全国的销路陆续开通，德顺兴凭原来的信誉，可先订货付款后发货，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1950年，德顺兴纯收入3万多元。另外的新德造钟厂（由原永康公司改组而成）、胜利造钟厂（由原盛利造钟厂改组而成）和永业造钟厂也都恢复制钟生产。1952年，烟台几家钟厂共生产摆钟和闹钟23000只。
1953年，国家将钟表生产纳入统一计划，国营百货公司对钟表产品上行包购包销。德顺兴等各钟厂可以集中力量扩大生产。1954年，德顺兴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烟台市委派进3名干部进驻工厂，建立了中共德顺兴造钟厂支部。同年，永业造钟厂、新德造钟厂先后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5月1日，德顺兴、新德、永业3家钟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烟台造钟厂，注册商标“宝”字，隶属于山东轻工业厅。
烟台造钟厂成立后，加强了技术和管理工作，使工厂的生产经营走向正规化，产量大幅增加。1957年，年产摆钟22.8万只、闹钟17.5万只。1958年，烟台钟表恢复了中断20年之久的出口。鉴于“宝”字不易为外国人接受，便重新设计了“北极星”商标。1959年12月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核准，1960年1月正式使用。1960年，公私合营烟台造钟厂被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营烟台钟表厂。在此后的十几年中，钟厂不仅在生产规模上不断扩大，而且先后开发了船用钟、日历座钟、怀表、手表等新产品。为了发展烟台钟表业，1975年初烟台市领导者决定，以烟台钟表厂为基础，按专业化生产原则进行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分别组建了烟台木钟厂、烟台闹钟厂、烟台手表厂等专业生产厂。当年便实现产量翻番。1976年生产摆钟50万只，闹钟67万只，之后，又新建和转产了几家钟表配套厂，形成了完整的钟表生产体系。改革开发后，烟台钟表得到进一步发展。烟台从中国现代制钟业的发祥地，发展成为新中国重要的钟表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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